“为争取一个入学名额，数百名老年学员凌晨便赶到老年大学连夜排队报名。”“早上6点多就来排队了，听说有老人4点多就来了……”
　　“占坑”，不再是孩子上学的专利，如今的老年大学，同样面临“僧多粥少”的尴尬。报名难的背后，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利益纠葛？
　　报不上初级班，就先报个高级班占位子。
　　地坛公园后身的短巷子里藏着个五百平方米左右的四方小院，东城老年大学43个班，将近两千人（次）的学生每个星期就在这儿轮番上课。四间教室里最大的“一教”能装72个人，最小的“四教”原来是个仓库，预计容纳二三十人的空间，硬是摆了四十张桌子，最后一排椅子几乎顶了墙……周一到周五一天八节课排满，周六还有六个自修班——即便如此，这里的“学位”仍然供不应求。

　　“西画班最大容量45个人，后面还有63个人在排队。”校长杨书章说。如果前面有学员退出，后面排队的人就能补上，可是今年到现在“一个退出的也没有”，而且到了明年，今年的排队顺序就作废了，还得重新来。“因为总报不上名，还有着急的老人到区里告过我们的状——两三年都轮不上，是不是里头有猫腻儿？其实真是我们现在的资源满足不了需要。”
　　为此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郭宝婵和同事们想了不少办法，比如更加灵活地设置课程和班次，在国画、书法这些基础课程之上设置“青绿山水班”、“欧楷专修班”、“款识班”等特色班级以及更高水准的创研班——除了打造品牌课程之外，也为了“让老学员把基础班的学位空出来，给新学员腾地儿。”
　　而报班的老人们也有“对策”，报不上初级班，就先报个高级班占位子，进来再说；于是这两年，高级班也总是两三个钟头就报满了。
　　年过八旬的老人遭“劝退”，劝了一学期才劝下来
　　和追求学历、文凭的年轻人不同，老年大学的学生总也不肯“毕业”。“学了十几年的学员是常事。”郭宝婵感叹，“以前我们新学员的比例是4%至5%，这几年努力提升到了8%。” 学校按规定不收80岁以上的新生，但对于学到了80岁的老学员，却不能强制终止他们的学业。曾经有位来上课时几乎迷路的年过八旬的老人遭遇学校“劝退”，“老太太气得直哆嗦，后来班长、班委、街道的同志都出面，劝了一个学期才劝下来。大家都不愿意‘被退学’。”
　　许多老人把学校当成了另一个家：下午上课的人，上午就赶来，和要好的同学一起吃个午饭再接着上课；孩子们放假怕开学，老人们却常常在假期里想念校园，“尤其是一些老伴儿去世的老人，太孤独了。”郭宝婵说：“和孩子们交流，没有和同龄人交流顺畅，而且，他们在这儿有共同的兴趣爱好。我们劝一些高龄的老人退学，他们也跟我们讲道理，说你这不符合‘终身教育’。”
　　老人们学习热情惊人，“有一次我们一个国画老师为了鼓励大家练习，说过完暑假哪个学员能完成六十幅画，就送一幅自己的画给他；没想到开学一看，二十多个学员都把暑假作业交来了。”　
　　“那老师怎么办呢？”，“老师也特别好，说话算话，不过跟大家说：我得分批给你们了。”
　　“一些大学里办的，基本没有拨款，日子过得紧张不少”“老师，我画得怎么样？”
　　“这块儿长了，人中那儿再稍微短一点。”
　　“老师，您也给我看看吧！”
　　“明暗交界线还得再改改，阴影要打得更均匀些。”，“老师……”
　　一间并不算大的教室里，另一所老年大学的素描课正在进行中，将近40名平日里被唤作“大爷大妈”的学生怀里抱着画板，分别围坐在三个石膏模型前，错落摆放的座椅把这里塞得满满当当。人群中，不时有画板被高高举起，等待马老师“批改作业”。同样一头白发的马老师在座椅间狭小的缝隙里艰难地挪移着，逐个给出点评意见，或者直接亲自操刀改上几笔。
　　79岁的中国政法大学退休教师林绍廷已经学到了第六个学期，成为这里的高年级学生，“幸亏之前还上过工笔花鸟的班，算作老学员，可以优先报名，不然想要报上可就难了！”家住清河的他每次都要坐上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上学，几年来风雨无阻，“好在我身体没太大毛病。”林绍廷略带自豪的脸上透着几分无奈，“在家附近没什么合适的老年大学，还有很多地方对年龄卡得紧，超过75岁就不让报了。”
　　与异常火爆的报名相比，老年大学的学费倒是往往并不算贵，“一学期通常也就两百来块钱，要是小孩儿学，一学期下来起码要好几千。”退休前，马老师曾经在重点中学指导艺术特长生，“一次三个学生，每人每节课三百。”
　　如今，马老师同时在两所不同性质的老年大学里教课，对其中的微妙差别颇有感触，“东城、西城、海淀等几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年大学，政府多少给些支持，环境条件好一点。一些大学里办的，逐渐也在面向社会招生，但基本都没有拨款，得自己养活自己，日子过得紧张不少。好些个部委里面也有，但很多不对外开放，算是内部福利。”
　　老干部大学：只要局长，连正局级调研员都不要，东城老年大学属于民办公助，学费和财政支持的资金各占一半。因为教学资源有限，学校在招收新生时尽量以东城为主，但城市的飞速发展却让这个标准在实践中不那么好掌握。“中心城区疏散出去的人口很多，有的老人一辈子工作生活都在这儿，退休住远了，不让人家来不合适。”杨书章说，“我们统计了一下，工作和居住地都算上，80%的学员是东城的。”
　　有限的教学资源也制约着学校的课程设置。学校去年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，不少老人都希望学校能开电脑课，“特别是摄影的后期制作课，但没机房没设备，开不了。”郭宝婵说，因为学员们要求迫切，学校在摄影班做了次尝试，结果全班42个老人，背来了30多台电脑，“有人还专门为上课买了新电脑。”尝试的效果虽然不错，但却难成常态，“让大家每次背来背去不是办法，老人容易忘，而且型号不一，老师不好指导。”
　　其实，在国字头机构扎堆的北京，许多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老年大学；但在老人中间打听下来，能向社会开放的却非常有限，“那都是老干部大学。”
　　一些老干部大学的门槛甚至让本单位的职工也高攀不起——“规定局级领导才能进，不仅副局不行，连正局级调研员也不行，必须是当过局长的。”有老人抱怨。
　　对于北京优质老年大学的“学位”越来越供不应求的局面，杨书章认为，一大原因在于“北京的老年大学没人‘管’，只有一个老年大学联谊会，非常松散，没有主管部门，缺乏统一规划，有了问题没办法解决。
　　在他看来，东城老年大学之所以办得较为规范，恰是因为有辖区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，“历任区政府领导都到学校来过，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到区里想办法。老年大学的主管单位不好定，我们以前在文化局挂过，现在归老龄委管，我想，从学校发展的角度，最好还是纳入教育系统，老年大学得姓‘教’。”

这次又报不上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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