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坐落在西交民巷一座不起眼的平房里，灰色的外墙，仅仅百余平方米的空间，已经见证了4.4万余名老人对身后事的安排。短短五年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老年人对待遗嘱、对待死亡态度的变化，现在，老人们甚至开始将订立遗嘱看作一个重要的仪式。

    曾经

    避讳谈及身后事 边写遗嘱边抹泪

    2013年，中华遗嘱库项目正式启动。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尹艳贺回忆，当时由于接待能力有限，在门外等待的队伍会蜿蜒至上百米，一些心急的老人甚至会因等待时间过长，而拨打政府部门的电话投诉。

    在五年前，虽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了解到了遗嘱的重要性，但不少老人对于死亡的观念仍显得陈旧。在尹艳贺刚入职时，前来办理遗嘱的老人，甚至都还不愿意听到“去世”、“死后”等字眼。

    “你说什么呢！”一些对词语比较敏感的老人，甚至会因此对工作人员发怒。

    这让尹艳贺和同事颇为挠头，毕竟谈到遗嘱，免不了会提及身后事。为了照顾老人的情绪，他们便只能小心翼翼地斟酌着字句与老人交流，沟通的难度很大。一些老人在大厅书写遗嘱时，还会一边写一边抹泪，就像马上就要离世一般。

    由于遗嘱库当时是初建，有些老人还抱着观望的态度，这些犹疑，可能会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    半年前，92岁高龄的陈阿姨（化名）拿着一张排队卡来到了遗嘱库，请求工作人员帮忙查询，她刚过世不久的丈夫是否在遗嘱库留下了遗嘱。原来，就在丈夫去世不久，陈阿姨的独生女儿便把她告上了法庭。女儿手中有一份遗嘱，称父亲将他的房产、财物全部留给女儿，而陈阿姨没有任何份额。

    老伴生前与自己感情很好，陈阿姨相信老伴不会不给自己留下养老的资产，她怀疑女儿手中的遗嘱有假，却找不到证据。一次，陈阿姨在收拾丈夫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一张中华遗嘱库的排队卡，她便立刻前来查询，希望遗嘱库保留有丈夫当时的真实意愿。

    很可惜，经过查询，当时陈阿姨的老伴虽然到遗嘱库做过咨询，也表示愿意留下遗嘱，但他又表示想到公证处看看后再决定，后来便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    这个结果，让陈阿姨唯一的希望破灭了。她的情绪顿时失控，抱着尹艳贺失声痛哭，尹艳贺很清楚，陈阿姨即将面临的可能是晚年生活的绝境。

    “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很后悔，要是当时再劝一劝大爷，再挽留一下，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了。”说起这个故事，尹艳贺的语气变得低沉，“现在我们都会尽量多劝一下，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陈阿姨。”

    变化1

    把立遗嘱当成仪式 还和工作人员合影

    五年过去了，尹艳贺也见证了老人们心态的变化。有些老人经历了几年的观望后，终于下决心带着保存了多年的泛黄报纸，前来订立遗嘱。

    在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这间不大的小平房里，每天都有十余名老人郑重地、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下自己对身后事的安排。老人们坐在桌前，用手指指着工作人员为自己打印出来的遗嘱草稿，在空白纸上将遗嘱亲笔抄写出来。

    不过别看仅仅是几百字的遗嘱抄写，对老人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可不是件容易事。

    “哎呀，我又抄串行了。”一位大妈一拍大腿。

    “叔叔，您这儿少抄了一段话。”工作人员无奈地看向老人。

    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发生。尹艳贺介绍，为了保证遗嘱的真实有效，遗嘱库规定，一旦一页纸上抄写错误超过5处或遗漏主要内容，整页纸就要全部作废，重新抄写。单单是写遗嘱这一步，有些老人就要花上三四个小时。

    这些看上去繁琐得近乎苛刻的要求，是为了保证遗嘱的真实有效。尹艳贺坦言，年龄越大的老人，他们接待起来越吃力，简简单单的一个签字，都可能要沟通上三五分钟，但为了遗嘱的效力，他们必须一丝不苟。

    五年前，尹艳贺偶尔碰到一位70岁的老人前来办理遗嘱，她都要感到庆幸，而现在，记者在中华遗嘱库大厅时常看到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前来咨询。根据《中华遗嘱库白皮书（2013-2017）》（简称“白皮书”）显示，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人群平均年龄从77岁下降到72岁。

    尹艳贺建议老人们要趁着身体和精神状态好的时候早立遗嘱，并在订立遗嘱的同时完成精神鉴定，这样能够确保遗嘱的法律效力。

    丁阿姨和老伴的遗嘱就办得格外顺利。两人看上去丝毫不像古稀的年纪，精神状态丝毫不输年轻人，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办完了全部手续。“没什么，这事儿（立遗嘱）现在很正常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”

    尹艳贺说，一些老人来立遗嘱时还会穿得庄重正式，像是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仪式。有的老人在办完全部手续后，还会和工作人员来一张合影，作为纪念。

    变化2

    把遗嘱当作武器 给不肖女以惩罚

    在面临家庭变故和冲突时，也有老人不再一味忍让儿女的要求，而是选择使用遗嘱作为武器，利用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，维护自己的晚年尊严。

    去年年底，一对再婚的老夫妻来到遗嘱库。他们考虑到子女的心情，选择在各自的子女分别成年后再婚，但没想到，大爷的女儿仍然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。女儿表示，既然父亲为她找了后妈，以后父亲房子的归属就变得复杂，她逼迫父亲将房子立刻过户到她名下，否则便不同意二老再婚。

    大爷显然不能接受女儿的要求，但在被拒绝后，女儿却开始使用各种极端手段，骚扰大爷大妈的生活。

    往门锁里灌胶水、砸窗户、砸门、找社会人员闹事……甚至一次女儿趁着大爷大妈不在家，悄悄进入屋内，打开了煤气开关。老两口刚回家，便闻到了刺鼻的煤气味，幸好他们发现得及时，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

    面临生命威胁，老两口再也不能忍让下去了，大爷坚决要求订立遗嘱，将自己名下的房屋全部交由大妈的儿子继承，不给亲生女儿任何份额。

    “我们都建议老人，不要用利益来考验亲情。”尹艳贺见到了太多背负着压力的老人，很多老人说起自己家中不肖的子女，忍不住落泪，甚至曾有老人背着子女订立了遗嘱，直到去世后子女发现，便来到遗嘱库闹事，“对于一些老人来说，遗嘱是维护他们晚年尊严的最后一道屏障。”

    变化3

    家里没有遗产纠纷 也要专门立份遗嘱

    李大爷和老伴都已是八十多岁高龄，家里只有一个独子，对二老来说，遗产最终留给儿子是必然的，但两位老人还是坚持前来遗嘱库，留下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。

    “趁着我俩脑子清楚，我们自己写好。”李大爷想在身体状态还好的时候，处理好身后的事情，不给孩子再添麻烦。

    谈到衰老和死亡，李大爷的豁达令记者惊讶。“人生存在这个社会上，必然有生老病死，最后必然要过这么一关，每个人都一样，必须考虑自己怎么安排现在的生活，和死后。”

    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安排，李大爷也打算写在遗嘱上：如果有可能，死后按照北京市绿色殡葬服务下葬，不做遗体美容，不立碑，既节约土地资源，也能利于环保。

    “那些（仪式）都是给后人看的，没用。”李大爷爽朗地笑着，“活着的时候有孝心、爱心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    根据白皮书的统计，5年来，认为一定要订立遗嘱的人群比例则从12.4%上升至43.22%

    “以前大家的想法是，遗嘱是临终遗言，是要在老人快要离世，召集全家在床边才说的。但现在大家都逐渐明白，越早立遗嘱越好。”尹艳贺说。